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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姐按：民歌运动对华语音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深远不言而喻。经过整整一音乐人的努力，这股风潮主宰了整个80年代台湾流行乐坛的走向，90年代校园民谣方兴未艾，那个恋恋风尘白衣飘飘的年代，正是台湾民歌运动的春风，吹入内地之后，发展出来的枝蔓。

历史上的台湾，其实并没有多少的好日子，这里复杂的地貌和多变的天气，孕育出来的流行音乐却格外丰富，内地和本土的营养成分互相激荡，使得台湾人的耳朵习惯往外听，东洋西洋南洋，什么好歌都照单全收，他们也注重内向的发掘寻找，包容闽南、客家、原住民音乐。

许多人都想用一个字眼来形容台湾，形容台湾流行音乐，这其实很难。短短的一首歌，要迸发出无穷的经典魅力，需要一群人的通力协作，而我们看到歌手在台前发光万人景仰，却往往忽略了台面下的幕后团队。

风起云涌的民歌运动中，走出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人，他们并肩齐驱为台湾流行音乐乃至整个华语乐坛奠定基石。此前，董小姐在专栏中介绍了民歌创作领域的“三驾马车”——李泰祥、叶佳修和梁弘志。

李泰祥毕生都追寻着内心自由的声音，野心勃勃广泛涉猎，横跨古典、实验与流行进行探索，为华语音乐开辟试验田。叶佳修则被视为“乡村田园歌谣始祖”，追本溯源，甚至还是内地校园民谣的发端，被高晓松尊为“祖师爷”式的人物。梁弘志的曲作百转千回词作清新隽永，尤以刻画描白细腻情感见长，因此，他被称为华语乐坛上精巧小品的旗帜人物。

以及从民歌运动中走出来的金牌制作人——李寿全。他以制作人的身份在台湾流行音乐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从70年代到90年代台湾歌坛“黄金岁月”中，评选出的百佳专辑前十名，他以制作人的身份凭借《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天天天蓝》《龙的传人》占据3个席位，并且先后发掘王杰、王力宏、张悬等人。

而陈志远作为民歌运动出身的编曲大师，经典作品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民歌、流行音乐和电影及电视配乐上他都有突出表现，在台湾乐坛乃至整个华语乐坛的建树，丝毫不逊色于前面的几位音乐人。

70年代是台湾民歌运动的“理想国”，也孕育出了日后支撑台湾流行音乐的一批宗师巨匠，其中就包括职业编曲的陈志远，他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乐坛宗匠，所以有“音乐怪博士”和“隐形教父”之称。

陈志远是台湾唯一一位凭借编曲，挣到一个亿（新台币）的音乐人。但是在背后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却是我们难以想象，一年中的365天，他只有在农历春节那一天休息，剩下的时间全部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陈志远早年生活困顿，因为拿不出钱来买乐器，他自己动手做了一把简易的木吉他。没有钱买钢琴，他就用一个木板画黑白格子，当作钢琴的琴键，在上面练习。这画风想象一下就足够励志，所以只要用心有心，一定可以成功。

因为陈志远的低调，除了他编曲的经典作品之外，流传下来有关他的文字、画面和影像记录都少之又少，我们也就只能通过与他同时代的音乐人谈话中的只言片语，来寻获他曾经走过的足迹。

越战时期，年轻的陈志远带着他的全部家当一个人来到台中，他的家当包括一套鼓、两个扩音器、音响还有一把破木吉他，他的目的很简单，他想要来这里组乐团。台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桥头堡，当年有很多驻军屯扎在台中，他结识了在美军俱乐部驻唱的苏芮、黄莺莺等人，并与当年唱西洋歌曲的苏芮组建合唱团。

1976年，杨弦推出《中国现代民歌集》，这张唱片被视为台湾民歌运动的肇始发端，对于推动台湾校园民歌运动风潮居功至伟，其意义如同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之于内地摇滚音乐，杨弦也因此成为“台湾现代民歌之父”。

而这张极具历史意义的唱片，也成为陈志远投身编曲工作的开端。与歌林唱片的流行歌手凤飞飞、刘文正有过短暂合作之后，陈志远转入新格唱片。当年的新格唱片是整个民歌运动的最中坚力量。“金韵奖”为新格唱片积累到大批的音乐创作人和歌手，民歌主阵地从校园转移到唱片公司，完成商业过渡。

新格唱片的金韵合辑，真正意义上打开了台湾音乐的新篇章，从而影响到整个华语世界的音乐。而当年金韵民歌合辑的编曲工作，正是由陈志远完成。从刘文正凤飞飞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一手掀起校园民歌编曲配器的质感进化。

从校园民歌进入唱片市场，负责编曲工作的就是陈志远老师，民歌手们终于可以不用只凭一把木吉他上台演唱，所以陈志远老师的编曲算是拯救了那个年代单薄的民歌，他让音乐跟上时代，把典雅还给了乐坛，让好的音乐穿上了漂亮的“衣服”。

80年代的台湾唱片行业，尚未被快餐文化攻陷，不论艺术还是商业水准，在华语歌坛上都是执牛角的位置，陈志远的作曲编曲则为台湾歌坛取得的瑰丽成就增辉无数，同时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环。陈志远堪称台湾乐坛的一尊“化石”，在最好的年代见证和亲历了台湾歌坛的成长与辉煌。

1980年，李寿全第一次以制作人的身份，为李建复掌舵专辑《龙的传人》，这也是他第一次找陈志远编曲。他们那一代台湾年轻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过西洋摇滚乐的影响，陈志远提出很多制作上的概念还有编曲上的想法都与李寿全不谋而合。

这种契合使得陈志远很轻易的发挥编曲上的功力，满足李寿全对于《龙的传人》音乐上的想象，成就了这张经典唱片。此后，陈志远与李寿全一直都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们相互鼓励，不断尝试用不同的形态去呈现音乐。

1983年，陈志远与李寿全的合作，延伸到苏芮的第一张专辑《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这张唱片不仅开创了华语电影原声专辑的先河，更把苏芮推到了流行时代的最前沿，让她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面时代旗帜。

在此之前，台湾乐坛一直流行在浮云游子、风花雪月、青春理想之中，《搭错车》则带来一场变革。参与专辑词曲创作的有侯德建、罗大佑、梁弘志、吴念真、钟兴民，制作人李寿全，编曲陈志远。因为他与苏芮是旧相识，非常了解她的声音，编曲的时候融入苏芮擅长的蓝调、灵魂的东西，正如唱片的文案中所说，

“讲出了想讲的故事，也用音乐创造出了想创造的画面，最后却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到了那个声音，那个将唱出心声、唱出感情、唱出故事的声音——苏芮的声音。”

李宗盛的木吉他合唱团是民歌运动后期的中坚力量，脱颖于新格唱片的金韵奖唱歌比赛。李宗盛从前台走到幕后制作的第一张专辑——郑怡《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唱片背后的编曲就有陈志远的影子。

用李宗盛自己的话讲，他进入唱片行业要感谢四个人：陶晓清、李寿全、杨嘉和陈志远，他们都是管这位华语教父叫“小李”的人。

陶晓清被誉为台湾民歌之母，是民歌背后的重要推手。李宗盛管她叫陶姐，既像姐姐又像妈妈，带着木吉他合唱团四处演出，还要协调团员们的男女感情，李宗盛就是在这个时候邂逅了他的初恋，民歌手出身的郑怡。

第二位李寿全就不用多介绍了，他年龄比李宗盛大、入行也早，李宗盛还在台前唱民歌的时候，他已经以制作人的身份操盘《龙的传人》《搭错车》等唱片火遍台湾，还带头组织了“天水乐集”工作室，称得上是李宗盛的前辈。

第三位杨嘉是当年台湾拍谱唱片的掌舵人，侯德健在拍谱唱片为郑怡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还没有完成他就“叛逃”至内地，当时李宗盛作为郑怡的男朋友经常来唱片公司探视，被杨嘉注意到他对音乐的见解，由于发片计划紧急，杨嘉决意起用毫无制作经验的李宗盛。

用李宗盛自己的话讲，

前面三个人把我放在一个音乐巨人的肩膀上，我终于有机会跟陈志远老师工作，让我能够展开一生中最喜欢的事业。他教给我最要紧的一个理念就是要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你明明知道自己能写、能唱，知道自己对音乐有很多了解，但是当幕后就是要把自己最好的拿出来，然后你要站在最后面，站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看那些掌声都归到你日以继夜付出了那个歌手身上。

在这张唱片中，李宗盛搭配陈志远，抓住了郑怡声线中纯朴、平实的一面，又发挥了郑怡特有的清爽剔透的音质，使整张专辑风格划一，听起来干净舒服。其中有一首叫做《结束》的歌，是李宗盛生平第一首创作曲目。

80年代中后期，飞碟和滚石成长为台湾本土最具实力的两大唱片公司，孕育出来的当红歌手不计其数，撑起华语乐坛的半边天。如果说李宗盛代表着滚石精神，那么飞碟出品则深深烙上了陈志远的印记。

台湾流行乐坛崛起的两面鲜明旗帜，来自北方的“狼”齐秦和“浪子”王杰，他们成名作的编曲，几乎被陈志远一手包揽。

齐秦原本是唱民歌出身的歌手，此后凭借《狼》《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将他高亮的音色发挥到极致，陈志远的编曲则为他鲜明的个性标签披上更合适大众接受的外形，既原汁原味的保留了齐秦特有的味道，又衬托出他的清亮声音平易近人。

龙虎武师出身的王杰，曾经在滚石的李宗盛面前碰壁，所幸被制作人李寿全发掘进入飞碟唱片。“杰式唱腔”充满穿透力与爆发力，陈志远为他编曲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3张国语专辑，力求清新流畅，把王杰的浪子形象诠释的淋漓尽致。

80年代中叶，陈志远成为全台湾最优秀的编曲，所有唱片公司的制作人都会找他编曲，一首歌能不能红，陈志远的编曲甚至成了当时重要的先决条件。凡“飞碟唱片”歌手专辑，必捎上他的名字，没有任何一个音乐人能够达到他的工作量，不仅是数量，在质量上同样无法比肩。

郑智化、张清芳、张雨生、黄莺莺、张惠妹、小虎队、姜育恒、林志颖、伊能静......陈志远是他们成功背后的重要推手。陈志远编曲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他就把车开到录音室楼下，充当“移动办公室”，他需要的资源也全部都在车上，歌手就等他套谱写完，拿去录音室立刻影印弹奏，就像一条生产线，拿到谱的时候还是热的。

通过摸索沉淀，陈志远逐渐成长为音乐幕后的巨人，虽然他永远都是那么的低调，但他几乎为整个台湾的流行音乐，创造了一套崭新的、实用的音乐编曲理论，整个华语乐坛上的后生晚辈能够从他的理论里面非常实际的学习到更多的记谱，以及整个流行音乐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他为流行音乐奠定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2011年，陈志远因病离世，生前他写下最后一首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树在》，他把一首一首的作品，化成音乐，结为树上一颗一颗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