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时光荏苒，童年的记忆如同花开花落，短暂而美好。那段日子虽然充满了困苦酸涩，但那些经历却成为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在爱中成长，学会了生活的技能，这些经历让我终身受益。岁月如歌，时间如诗，一切过往，皆成诗篇。

正文

寒假总是匆匆而过，转眼又是春季开学。

一个学期下来，我已渐渐适应了新学校，也记住了每位老师和同学的名字。同学们都很友好，只是个别人学习稍显吃力。学校的课程安排很正规，上下午间操会播放《娃哈哈》，同学们拉着手围成圈跳舞，然后做广播体操。下午放学，语文、数学会留作业。我学习很优秀，一般在校等二婶下班的时间里就能完成作业。

做广播体操

母亲善于交际，又是家族中的长嫂，晚上家里常常有许多人来串门，坐在炕上闲聊，有叔叔、姑姑、婶子。其中义民大叔大婶、占民大叔大婶和何家老太太是常客，他们总讲些奇幻的故事，我边做作业边听，吓得尿尿都不敢自己独自出屋。

有时在做作业，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以写作业为幌子，深入研究那本“淫书”《金玉良缘绣像全图解》，反正也没人注意，将近半年才读完，有些情节至今都格外清晰。

春夏季雨多，走在铁路上还好，其他路段常常弄得两只鞋都是泥。有一件事，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就是下雨天，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学，二婶就会把自己的包和我们四个的书包都套在我脖子上，然后把一件带帽套头雨衣穿在我身上，从头部套下，然后再抻好。雨衣很瘦，又有五个包在身，紧紧地箍在身上。走不到半路，我就汗顺脸流，衣服湿透，膝盖下裤子被雨水浇湿。放学还好，回家有衣服可换；上学半天都溻在身上，难受极了。而他们穿着薄薄的按扣塑料雨衣走在前面，我心中那个气哟，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奴役”，就是“扛活滴”。

劳动课去植树

数学老师是女的，姓陈；自然老师姓李，二人是夫妻。看着都面恶，长着横肉，对学生很凶，同学都怕他们。但丈夫老李曾是父亲的同事，对我很好，说话也客客气气。

春天有劳动课，由李老师负责，都在下午，无非就是除草，或到铁路边挖坑种树；我家远，中午吃完饭就到学校附近的三姨和老姨(女姥爷无儿，只有五个女儿；姥爷有两儿两女，母亲在家排行老五，老姨指大姥爷家的小姨)家借铣镐，第二天中午再送回去。

我不太喜欢体育课，有身体原因，也是因为体育老师天天都是让我们拍球运球，没教过我们什么东西。后来因生二胎被罚，还被强行拉走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传说精神不是很正常了，直到我小学毕业，都没有再见过他，有人说他就是在装病，可我更想知道一个做了结扎术的男人除了不能生育，还能不能勃起。

体育课练拍球

音乐肖老师是学校最帅的男老师，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带一副金属细边的眼镜（没有度数，纯是为了风度气质），头发留的比较长，和我的头发有得一拼，末端都有一个大的自来卷，很是洋气。他是单身，家就在学校附近，常常中午自己在办公室（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做饭吃，很少回家去。

为迎接“五一”劳动节，学校要举行歌咏比赛，我最喜欢唱歌，就踊跃地报了名。中午吃完饭，肖老师就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主要是教我发音的技巧和识简谱，学唱新歌，有时也教我拉手风琴或脚踏风琴（现在都快还给老师了）。音乐书上有首歌叫《山里的孩子唱山歌》，就是我的参赛曲目，在肖老师的辅导下我拿到了一等奖。

老式录音机

肖老师对我青眼有加，在比赛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的自习课大多都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一句一句地教我唱歌，学好了就用录音机（在很多老电影中，公安或地下党做监听的那种，台式，盖子是透明有机玻璃的那种）录下来。

原公社做祭奠伟人的大礼堂早些年改造成了卖票的电影院，不再到村里放免费电影。因为礼堂过于老旧，在乡（记不清具体时间，区分成了三个乡镇）供销社的右边新建了影院，每周我们都可以花一毛钱在老师的带领下去看一次电影，有黑白的战争电影，如《南征北战》《勇夺泸定桥》《邱少云》等；也有彩色的，像《追鱼》《桥》《云中落秀鞋》《马兰花》《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开映前通常放些音乐，一次我竟然听到了自己唱的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和《知音》。肖老师就坐在我和二婶旁边，问二婶:“*姐，你也懂音乐，你说这个孩子唱的怎么样啊？”

“挺好的啊，音色很好，和音乐很合拍。”二婶点着头说。

“那你听出来了吗？唱歌的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呢？”肖老师继续问。

“那肯定是女的啊！”二婶没有一点犹豫。

公社电影院

肖老师先是忍着，最终还是还是没有憋住，笑出声来。他用手指了指我，说:“就是你侄子唱的。”

我有些脸红，因为很多人听到可能都会把我想成女孩子；我有些得意，毕竟是我唱的好才会被肖老师送到电影院播放，我自己知道自己是男孩子就行了，管别人说是男是女呢？

（未完待续）

#我来唠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