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六岁的那个夏天，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我与父母居住在莫斯科，他们在卡鲁日门附近的涅斯库奇内公园对面租了一座别墅。那时我即将面临大学的考试，但我并没有特别用功，依然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父母对我没有太多的管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当我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开后，他因为觉得自己像颗炸弹似的闯进了俄国，整天露出怨恨的神色，躺在床上。

我父亲对我亲切但并不关心，母亲则几乎对我毫不过问，尽管她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因为她要操心的事太多，把她淹没了。我父亲年轻英俊，风度翩翩，但为了经济利益才与母亲结婚；她比他大十岁。我母亲过着痛苦的日子，她经常激动、妒忌、生气——不过那是在父亲不在场的时候，她很怕他，他严厉、冷淡、难以接近……我从未见过比他更镇定自若、更自信和专横的人。

我永远忘不了在别墅度过的头几个星期。那年的夏天，天气非常好。我们是五月九日，即圣·尼古拉节那一天从城里搬来的。我常常散步，有时在别墅的花园里，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里，有时在郊外。我随身带着一本书，比如卡依达诺夫的历史教科书，但难得翻开。更多的是朗诵诗歌，我背熟了好多首诗；血在我体内翻腾着，我的心发闷——闷得甜滋滋的，真是滑稽可笑。我总是期待着，又似乎有所畏惧，对一切都惊讶不已，并且作好了准备；我浮想联翩，我的想象力环绕着一些同样的形象驰骋着，就像黎明时雨燕绕着钟楼盘旋一样。我时常陷入沉思，心里发愁，甚至哭了；可是在那有时被悦耳动听的诗句、有时被黄昏的美景激起的我的眼泪和忧伤中，我那开始沸腾的青春的欢乐心情，却像春天的小草那样破土而出了。

我有一匹坐骑。我常常亲自给它套上鞍子，骑着它独个儿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我纵马驰骋，自以为是个比武的骑士（风在我的耳边号叫得多么欢快！），或者翘首仰望天空，把那明媚的阳光和蓝天摄入了打开着的心灵。

那时，女人的形象以及对女性的爱情的幻想，在我的脑海里几乎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模式。但一种对新奇的、难以形容的甜蜜的女性特征……似懂非懂的、羞涩的预感却潜藏在我所想过的和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之中了。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渗透了我的身心；我呼吸它，让它在我的血管里，在每一滴血液里翻腾着……它注定很快就会实现的。

我们的别墅是某个贵族地主的一所有圆柱的木房子，两边有低矮的小厢房。左边小厢房是一家制造廉价糊壁纸的小工场，我到那儿去看过不止一次了。十来个瘦弱的、头发蓬乱、穿着油迹斑斑的长褂、面容枯黄的男孩不时地跳到木杠杆上去压一部印刷机的矩形板，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瘦小的躯体的重量压印出糊壁纸上各种各样的花纹。右边小厢房空关着，准备出租。有一天——五月九日那一天以后又过了约莫三个星期——这间小厢房的百叶窗忽然全都打开了，窗口出现了女人们的脸蛋——有一户人家搬进来了。我记得当天吃午饭的时候，母亲问管家，我们的新邻居是何等样人，一听到是个姓扎谢金的公爵夫人，母亲开头不无一些敬意地低声说：“啊！公爵夫人……”接着补了一句：“大概是个穷夫人吧。”

“坐三辆出租马车来的，”管家恭敬地端上菜盘时说，“他们没有自备马车，家具也极简单。”

“是呀，”母亲答道，“不过有个邻居到底好些。”

父亲冷冷地瞥了她一眼，她不作声了。

的确，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可能是个有钱的女人，因为她所租赁的那间小厢房是那么破旧，又小又矮，稍微有些钱的人都不愿意住这样的房子。不过我当时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并不在意。公爵的封号对我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不久前我读过席勒的作品《强盗》。